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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:撕裂大清公司组织体系的“包工头”

字号+ 作者:江上苇 来源:中国人物传记网 2014-01-22 14:20 我要评论( )

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外企,大清朝的皇帝们,内心其实相当脆弱一方面,他们处处标榜自己是中国人,煞费苦心地学讲汉语、作汉诗,甚至能干出把番邦蛮女嫁入孔老


 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“外企”,大清朝的皇帝们,内心其实相当脆弱———一方面,他们处处标榜自己是“中国人”,煞费苦心地学讲汉语、作汉诗,甚至能干出把番邦蛮女嫁入孔老二家以图混淆圣裔血统的下作勾当;但另一方面,他们在帝国公司的组织架构上,却层层设防,对“中国人”用而不信,绝不允许汉族干部执掌核心部门,更不用说操持国柄了。
  
  然而这条精心构筑的体制“堤防”,却因为一场邪教暴乱而出现罅隙,最终走向崩溃。
  
  起于1850年底的太平天国起义,无疑是对大清公司经营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———与10年前英国鬼子借鸦片问题闹事不同,当年的“鬼子”志在讹钱,而如今的“长毛”却是要命。
  
  然而,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考验面前,大清公司的表现却一塌糊涂:吃皇粮的体制内打手“绿营”军,在短短两年之内就花掉了公司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银子!而这帮吃货在掏空国库的同时,却连一份像样的捷报也交不出来。他们唯一的贡献只是尾随着“长毛”,胜利完成了从广西到江苏的长途公费旅行。
  
  眼见着北伐的“长毛”已经杀到了天津静海,而“绿营”这帮吃货却依然淡定,大清公司董事会就只好病急乱投医了———帝国公司体面不谈了,体制问题也不纠结了,任你汉人也好,临时工也好,谁能接下滋平“长毛”的艰巨任务,保住大清江山,谁就是显灵的神仙。
  
  于是,以“湘军”为代表的“临时工”集团粉墨登场。这个主要由湖南人组成的“临时工”集团,在成功履行大清帝国公司外包的劳务合同、滋平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,却也将大清公司原本设防重重的经营组织架构折腾得七零八落,一举埋下了亡清的种子,虽然那将是在整整三代人之后———在第一代曾国藩手上,撕开了设防森严的体制防线,“临时工”们粉墨登场;而在第二代李鸿章手中,“临时工”们争取到了公司体制内的席位;到第三代袁世凯,借辛亥年的革命炮声帮忙,“包工头”终于水到渠成地坐到了董事长的位置上。
  
  湘军:应市场需求而生的“劳务外包公司”
  
  1850年底,洪天王率太平军起事于广西金田村,势如烈火。1853年初,太平军攻克南京,正式建都并改称“天京”。随后,太平天国遣师分路北伐、西征,北伐军最远竟然攻抵天津附近的静海,对大清公司的总部京师北京城造成了严重威胁。
  
  尽管竞争形势糟糕透顶,但大清公司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所投入的成本,却一点也不低。从道光三十年冬(1850年)至咸丰三年春(1853年),在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,帝国公司调集各省“绿营”军队对抗太平军,用兵才不过九万七千七百余人,但经户部奏拨的军需银就已高达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!根据户部的报表,至咸丰三年六月,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剩下二十二万七千余两。
  
  也即是说,公司在经营上亏损严重,流动资金几近归零———对大清公司这样一个缺乏融资能力的“恐龙”而言,财务上的“析骨而炊”,远比杀到家门口的“长毛”更让董事会心惊。
  
  眼看身为“正式工”的“绿营”军花钱不少却百无一用,朝廷不得不另思办法,那就是招募廉价的“临时工”———如重拾嘉庆年间对付白莲教的老办法,兴办团练。所谓“团练”,就是由地方士绅发起组织的民兵。它主要用于地方自保,而其口粮费用也主要由地方自筹解决。
  
  在咸丰二年末至三年初,朝廷先后任命了四十三名“团练大臣”,共有十省奉召兴办团练。其中湖南团练大臣,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曾国藩。
  
  但曾国藩瞧不起乌合之众的“团练”,认为“改弦易张,总宜以练兵为要务”,“但求其精,不求其多,但求有济,不求速效”———左右是要打破体制找“临时工”帮忙了,与其召集一帮无组织、无训练又无责任心的闲散人员胡乱凑数,还不如找家有专业素养的“劳务外包公司”,把“平贼业务”整单外包来得简单。
  
  而他曾国藩,正打算搞这么个以湖南人为主体的“劳务外包公司”,来承接这单棘手的公司业务!
  
  在曾国藩的努力下,1852年底,一支以“湘勇”为名的体制外队伍正式诞生———之所以称“勇”而非“军”,就是为了与正规军相区别。无奈后世于此细微处不察,竟一概混称为“湘军”了。
  
  十二年后,正是这支彻头彻尾的“临时工”队伍,攻克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,完成了其创建的初衷。因为湘军的出场,湘系及其外围分支淮系全面上位,而广西人和广东人则失去了占据最高公司政治舞台的良机。
  
  统计其全程费用,曾国藩所部湘军12年间所耗,总计尚不足三千万两银,而此间该部却从最初的一万七千人发展到最高峰的十二万人。与两年花掉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银,却连份像样的捷报都交不出手的“绿营”军相比,成本效率之高低,就一目了然了。
  
  大清公司董事会将最棘手的核心业务进行“劳务外包”,绕开了体制桎梏,大大提升了经营效率,消减了成本压力。而曾国藩所手创的“湖南劳务外包公司”,也凭借着自己的“专业高效”,赢得了声誉和实惠。
  
  就当时的情形看,这还算是一桩“双赢”的买卖。
  
  经营、财务羁縻失灵:“临时工”渐失约束
  
  尽管专业技术扎实过硬,自身又是正途出身的帝国公司高干(曾国藩的仕宦履历和由此建立的人脉关系网络,对湘军的发展壮大颇有助益),且朝中还有肃顺等核心高管大力支持,但曾国藩的湖南“劳务外包公司”在履行“平贼业务”的过程中,还是处处遭遇掣肘———因为在大清公司的制度体系中,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这支“临时工”队伍的存在。身为“包工头”的曾国藩,只能凭着自己的人脉和头脑,在体制内外到处钻空子,结果最终把大清公司钻得千疮百孔。
  
  让湖南“劳务外包公司”头疼的,首先是体制内没有对口单位,尤其是注资单位。“平贼”这样重大的经营项目,照体制内流程,本该由军机处统筹、礼部吏部选调考核干部、兵部技术指导、工部供给装备、户部注资结算。
  
  但因湘军属“临时工”,体制内各部委要么管不到(礼部、兵部),要么懒得管(工部、吏部),便都推给曾国藩自己去周旋———也亏得“剃头公”在礼、兵、工三部都做过副总(侍郎),流程清人头熟,干起组建军队、搜罗干部、购置军火这些活计来,倒也熟门熟路。
  
  礼、吏、兵、工这些业务部门放手倒还好办,难办的是“财神爷”户部也不管。户部不管湘军,倒不全是态度问题,也确有现实困难———如前所述,户部的现金库存,早被不中用的“绿营”在十四年战争的头两年就掏得精光。
  
  所以曾国藩压根就不指望从空荡荡的户部获得足额的业务经费拨款。事实上,湘军前后十二年,近三千万两银子的开销款项,执行的主要是另一种模式———即由大清董事会给予空头政策或默许,然后曾国藩等“包工头”设法自筹。
  
  这些空头政策,归纳起来主要有七大类:捐输、运饷盐、兴厘金、拨丁漕、请协济、提关税、收杂捐。
  
  七项办法中,丁漕、关税二项都是从财政体系内直接截留现金的办法。此法冲击了体制内的编制预算和利益体系,故即便是曾国藩亲自提出,也常有被驳回的。
  
  其余五项,则都是游离于体制外的“灰色”手法。
  
  捐输是鼓励民众捐款输纳(对积极者也常常奖励以名誉官衔,实际上还是“团练”融资的旧办法)。湘军初起之时,全军仅一万七千余人,月用饷银近八万两。仅靠湖南一省的捐输也勉强可以度日,在对湘军有业务依赖的江西捐输成绩也不错,但在兵火不及的四川,就毫无成效。
  
  嗣后随着湘军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,曾国藩渐发觉捐输是“费神多而获钱少”,改而利用手中军队控制交通线的便利条件,大搞食盐“官倒”,以投机倒把利润充军饷。他以此法在八年中获利二千万两,占了筹款的大头。
  
  厘金则是设卡抽税,仅就江西、广东、湖南东征局三处数据看,输送至湘军者已过千万两。
  
  协济则全看人缘和业务关系。如湖南巡抚骆秉章、湖北巡抚胡林翼、江苏巡抚李鸿章,于湘军都是自己人,故曾国藩提请每月协济饷款若干,他们都予大力支持。江西巡抚耆龄虽是外人,但他要靠湘军保卫辖区,因此也肯协饷。四川与湘军素无交情,又无业务依赖,就不太肯出钱,仅是敷衍了事。
  
  综上,在大清董事会的默许下,湘军依仗“临时工”的特殊性,破坏了军队不得自行筹饷的传统财务纪律。
  
  从此,董事会的财务羁縻就对这支队伍失去了作用:它既不能通过“定编制”来掌握湘军的员额,也无法通过“卡预算”来限制湘军的膨胀,更难得对湘军中的军事干部施加切身影响———湘军的文职干部多来自体制内选调,如李鸿章、郭嵩焘之辈,他们事定后还要回到体制内,所以朝廷还勉强管得住;而军事干部除个别高级将领外,大多仅有虚衔,只能依湘军自定的内部级别享受待遇。
  
  急流勇退:“湖南劳务外包公司”涅槃
  
  对湘军渐脱羁縻,隐然成为清公司与太平天国之外的第三股势力的情况,大清董事会也不是全然懵懂的。
  
  早在咸丰四年(1854年)秋,湘军克复武昌、汉口捷报至京,咸丰曾喜形于色,立擢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,且道:“不意曾国藩一书生,乃能建此奇功!”旁侍的军机大臣祁寯藻却提醒他:“曾国藩以侍郎在籍,犹匹夫耳。匹夫居闾里,一呼蹶起,从之者万余人,恐非国家福也。”咸丰闻言,即默然变色,随即改授曾国藩兵部侍郎虚衔,而“毋庸署理湖北巡抚”了。
  
  大清公司重用汉人不在少数,但为防出现拥兵自重的情况,历来是掌兵者不理财,理财者不掌兵,地方督抚权望俱重但无兵权,提督虽有兵权而无财源,兵权财权政权分得很清楚。让个“包工头”曾国藩领着群“临时工”,承包了帝国公司的核心业务也都罢了,还给他个手握财权的分公司老总干,这不成心制造尾大不掉的军阀么?
  
  经祁寯藻这番点拨,咸丰便豁然开窍,此后随曾国藩如何抱怨疆吏掣肘(咸丰五年,在江西参劾巡抚、按察使司等省级大员),如何要挟朝廷拨块地盘给他筹饷养兵(咸丰七年,于丁忧中要挟朝廷授巡抚不成,愤而请辞兵部侍郎),皇帝总之就是不允了。
  
  但到咸丰十年(1860年),情况又为之一变。是年,由于公司体制内的“正式工”,由“绿营”军组建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天国彻底打垮,大清董事会手头仅剩下了湘军这一张可用的牌。
  
  为挽救局面,朝廷不得不再度起用曾国藩———而用曾就不能不满足他出任督、抚的要求。于是,咸丰十年四月,朝廷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、署理两江总督;同治元年(1862年),命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。曾国藩从此得以“包工头”之身,正式兼任“分公司老总”。
  
  既然得膺疆寄,地方政、财二权到手,则七八年来一直让湘军头疼不已的经费问题,也就迎刃而解了———湘军前7年,即1853年至1860年,累计收入不过四百五十余万两;但从曾国藩总督两江后,5年中收入竟达到二千四百五十余万两!
  
  于是乎,从咸丰十年起,解决了“拖欠工资”病根的湘军,攻势顿转勇猛:1861年陷安庆,随即包围天京;在漫长的围城战后,最终于1864年6月攻陷天京,太平天国灭亡。
  
  然而就在胜利到来之日,曾国藩却出人意料地宣布解散湘军。除湘军水师经吏部等议准给予正式编制转正,改为长江水师外,全军十二万人均次第解散。
  
  曾国藩作出“这个艰难的决定”,其实不难理解———天京城陷之后,无论是政治上、财政上还是制度上,都已不允许湘军继续存在。
  
  如前所述,从制度和财政上讲,湘军并不是大清公司经制的常备军,而是济临时之急的“募勇”、“临时工”。所以事平之后,湘军的撤裁遣散便在所难免。
  
  而从政治因素上讲,大清董事会之所以一度慷慨许以封疆之任,亦不过因一时仓皇,非湘军不足以借重支吾而已。一旦鸟尽兔死,藏弓烹狗之举自将随之而至,所以曾国藩与其坐而待烹,不如先发制人。
  
  自保之术:淮军崛起,李代桃僵
  
  而要争取主动,斯时曾国藩可选之途亦不过两条。
  
  其一是造反———趁着驾轻就熟,索性将大清公司的帝国业务全盘抢过来自立门户。
  
  曾国藩身边,当时颇不乏支持谋反之辈。传说他九弟曾国荃就曾私下里劝他自立为帝,传水师大将彭玉麟也密函问他:“东南半壁无主,老师其有意乎?”而已沦为阶下囚的太平天国重臣如李秀成之辈,更是以汉族复兴为号召,极力煽动曾国藩率部谋反。
  
  但这帮“好乱恶治”的捣乱家伙,究竟政治水平不高,他们只见得清公司表面上的破败,却未见得其深厚的软实力———大清公司的干部受了两千年“忠孝节义”的熏陶,就是曾国藩自己,昨天也还在强调“忠孝”二字。今天忽然就要反了,出尔反尔,首先在政治上就缺乏群众基础。
  
  而从财政上讲,曾国藩自己手中不过两江四省的地盘,用之以倡乱,远不足以养活十二万军队。其他各省虽多有其门生故旧,但平日协饷虽给力,真要论及谋反,人家就未必肯冒着诛九族的危险支持他了。平生谨慎小心的曾国藩,自然不肯率尔出此下策。
  
  而另一条争取主动的道路,就是自翦羽翼,主动撤裁军队,示朝廷以忠诚。但此举也有风险,曾国藩在朝中的大靠山肃顺,此时业已垮台,而他自己在此前十二年中风光过头,也难免得罪满洲权贵。湘军撤裁之后,自身爪牙全失,若遭倾轧报复,前途亦极可忧。
  
  有鉴于此,曾国藩不得不提前准备一条“桃僵李代”的退路———早从湘军逐渐进入军事高潮的1861年起,曾国藩便刻意培养门生李鸿章,建立了一支与湘军宛如孪生的新军:淮军。淮军初起时全军六千五百人,内中就有三千人来自湘军主力,而其中又有一千人为曾国藩的亲兵营,另一千人则是曾国荃所部精锐。
  
  湘、淮之间有如此渊源,则湘军虽撤,淮军之于曾国藩,仍犹亲子般可倚。而该军操之于安徽人李鸿章之手,又尽可避免公司高层对湘系的猜疑。所以曾国藩在攻陷天京之后,便以“暮气深沉”为由,断然撤裁了所部湘军。
  
  而李鸿章也确实接过了曾国藩的衣钵,成为安徽籍“临时工”的“包工头”,淮系从此走上公司政治舞台。但他的历史使命,却远不只如曾国藩自己所期望的那样,仅保师门之富贵而已———曾国藩所率的湘军,尚需在帝国公司体制的夹缝中仰鼻息、求生存、争编制,应急而集,事过即散;而李鸿章所率的淮军,则通过创新业务、另辟利源,在和平时代里也得以茁壮成长,逐渐占据大清公司的重要岗位。
  
  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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